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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由于我在灾难中的表现,灾难过去之后全院三次民意测验均名列第一,被破格提升为院长。
连一个小组长也没有做过,却成为国家重点艺术高校的第一领导者,这似乎像是坐了“火箭”,但却是十年的信任沉淀。全院的教师和职工看了我整整十年,有的事当时没有看明白,后来也终于明白了,例如,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书库的原因。
灾难中的形象往往会传播得很广,当时我的社会声望已远远超出学院,被选为整个上海市的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,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。每次评审,我们对那些在灾难岁月投机取巧、丧失天良的文人都断然予以否定。于是,我又拿起了那支笔,一次次重重地写下了否定结论,又浓浓地签上自己的名。那支笔在当时,几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个锤子,响亮、果敢、权威、无可争议。
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我那时说得上仕途畅达,官运亨通。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,却还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进更高的权力圈子,这在当时很容易。于是,有了一次次长谈,一次次规劝。这些高官,后来都成了非常显赫的领导人。但是,我太明白我的笔的秉性。它虽然也有能力继续成为更大法官的锤子,但它显然并不愿意。
于是,我在上上下下的万分惊愕中辞职了。辞了二十三次,才被勉强批准。然后,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袄,去了甘肃高原,开始踏访公元七世纪的唐朝。
当年寻找古迹,需要长时间步行,而那些路并不好走。在去阳关的半道上,我几度蹲下身去察看坟丘密布的古战场,把我插在裤袋口上的旧钢笔弄丢了。那支旧钢笔不值什么钱,但正是它,我在辞职前反复搓弄,它总是顽强地告诉我,只愿意把我的名字签在文章上,而不是文件上。
既然它对我有点重要,我还在沙原上找了一会儿。但那地方太开阔、太芜杂了,当然找不到。转念一想也释然了:这支笔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,从现在起,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远戍将士和边塞诗人吧。
我考察的习惯,不在现场抄录什么,只在当天晚上回到旅舍后才关起门来专心写作。记得在兰州我曾长时间住在一个极简陋的小招待所里,简陋到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。当地一位年长的文人范克峻先生读过我的不少学术著作,又看到我行李简薄,便送来了一支圆珠笔和两叠稿纸。这种圆珠笔的笔杆较粗,比我为爸爸写“交代”的那一种更好用。只不过那稿纸太薄,一写就穿,落笔要小心翼翼。
我把白天的感觉写成一篇篇散文,寄给在《收获》杂志做编辑的老同学李小林。邮局找不到,就塞到路边一个灰绿色的老邮筒里。这时才觉得范克峻先生给我送薄稿纸算是送对了。稿纸薄,几篇文章叠在一起也能塞得进那邮筒。
写了就及时寄走,是怕在路上丢失。有的地方连路边邮筒也找不到,那就只能将写好的文章随身带了。随身带,又要求稿纸越薄越好。由此我养成了习惯,只用薄稿纸。即使后来可以用较好的稿纸了,也选择薄稿纸。这一来,那种容易划破薄稿纸的圆珠笔,就需要更换了。
当然,写起来最舒服的还是吸墨水的钢笔。但这对我这个不断赶路的旅行者来说,就很不方便,因为必须带墨水瓶。墨水瓶都是玻璃做的,夹在行李里既容易洒,又容易碎。据说过去安徒生旅行时是把墨水瓶拴根绳子挂在脖子上的,那就不会洒,也不会碎了。但我不会模仿他,因为那样不仅难看,而且有显摆自己“很有墨水”的嫌疑。安徒生旅行时还肩扛一大圈粗麻绳,那是准备在旅馆万一失火时可以滑窗而逃。可见,他走得比我还麻烦,但我走得比他远得多,时间也长得多。
后来我还是学了安徒生的一半,随身带墨水瓶,但不挂在脖子上。选那种玻璃特别厚的瓶子,瓶口拧紧处再垫一个橡胶圈。但这样还是不保险,因为几经颠簸后,瓶盖易裂。所以再加一个笨办法,在瓶盖外再包一层塑料纸,用细麻绳绕三圈扎紧。行李本来就很小,把墨水瓶安顿在衣服中间。
我从甘肃路边邮筒寄出的一叠叠薄稿纸,如果有可能发表,似乎应该起个总题目。因此,在寄出第三叠时,我在信封背后加了一句:“就叫《文化苦旅》吧”。后来,路还在一直走,风餐露宿,满身烟尘,却永远带着那支钢笔,那瓶墨水。我想应该对笔表示一点什么了,因此为接下来的文集起名时加了一个“笔”字,叫《山居笔记》。
六
笔之大难,莫过于在北非、中东、南亚、中亚的极端恐怖地区了。
我写了那么多中华文明遗迹,为了对比,必须去寻找同样古老或更古老的其他文明。但那路,实在太险峻、太艰难、太无序、太混乱了。我必须贴地而行,不能坐飞机,因此要经过无数关口。查啊查,等啊等,翻啊翻,问啊问。他们在问我,我却永远问不清,前面可以在哪里用餐,今晚可以在哪里栖宿。
由于危机天天不断,生命朝不保夕,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后记忆了,必须当天写下日记。但写日记的地方在哪里?在废弃的战壕边,在吉普的车轮上,在岗亭的棚架下。这一来,笔又成了问题。显然不能带墨水瓶,如果带了,那些人很可能会让我当场喝两口看看是不是危险物品。圆珠笔他们也查得仔细,又拧又拆,要判断那是不是特制的微型手枪。
好在,这时世界上已流行一种透明塑料杆的轻型墨水笔,一支可以写好几天,不必吸墨水。沿途见不到超市、文具店,因此我不管入住什么样的小旅馆,只要见到客房里有这种笔,立即收下,以防哪一天写日记时突然接不上。
在行经伊拉克以及伊朗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尼泊尔那漫长的边界地区时,一路上黑影幢幢、堡垒隐隐、妖光熠熠、枪口森森,我把已写好的日记手稿包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紧抱在胸前,手上又捏着一支水笔。我想,即使人被俘虏了,行李被抢走了,我的纸笔还在,还能写作。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让写,那我也要尽最大努力,为自己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,为笔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。
这种紧抱稿子紧捏笔的情景,我一直保持到从尼泊尔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。
那支水笔,连同我在历险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一支较好的钢笔,很快被一个慈善机构高价拍卖,所得款项全部捐献,以补充北京市残障儿童的乳品供应。
后来我在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与世界现代先进文明的差距时,又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。虽然也非常辛苦,但那种悬生命于一线的危险没有了,而且一路上也比较容易得到顺手的笔。
当我考察完世界那么多地方之后,从联合国开始,很多国际机构和著名大学纷纷邀请我作主题演讲。所谓主题,大多是“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明”、“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当代世界文化”、“五万公里五千年”、“全球面临的新危机”等等。华盛顿国会图书馆、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、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纽约大学等等都去了,还应邀在我国香港、澳门、台湾长期授课。我想,既然沿途用了那么多笔,现在正该用一支更好的笔把考察成果系统地写出来了。
但是,万万没有想到,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况。
七
正是在我基本完成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长时间考察之际,我周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整体性蜕变。简单说来,八十年代由“反思、创新”组成的文化主题全线失落,居然由大规模的“联欢”和“联谤”组成了新世纪文化的二元结构。前者标榜“盛世国粹”,后者标榜“言论自由”,中西合璧,烈烈扬扬。其他文化当然也有,但最热闹的却是它们。
这个二元结构使我和妻子走投无路。妻子马兰,那么优秀的表演艺术家,由于九度婉拒了一次据说是“顶级重要的联欢会”,被地方官员“冷冻”,失去了工作;而我,则不知为什么成了文化诽谤的第一焦点,“文革派”、“自由派”和官方一些媒体亲密合作,联手造谣,我即便无声无息,也永远浊浪滚滚。这就是说,我们夫妻两人,正好被“二元结构”齐齐地开除了。我们又不愿向权力求助,因此注定无处可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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