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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（第3页）

我们傻乎乎地望着他，这几乎是傻对傻。他迟疑了片刻，突然说：哦，你们，三年级是吧？不明白是吧？你们，这个，这个这个这个，还小……以后，以后会明白的。现在，上课。今天，今天讲……他翻开小学课本。

我们齐声喊道：小猫钓鱼！

他说：那就小猫钓鱼。

从此，杜秋月就成了我们的三年级二班的老师。我们私下里都叫他“杜眼镜”。杜眼镜教我们语文、算术、美术、音乐兼体育。上课时，杜眼镜喜欢用粉笔头“点名”。在课堂上，要是哪位同学打瞌睡了，他就掰一小节粉笔头，把粉笔头拿在眼镜片前，晃晃，以瞄准的姿势，“啪”的射出去。可他总是把粉笔头射偏，尔后再来一次……十不抽一会射在脑门上，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！

杜眼镜上课与别的老师不同。他会不时地改变上课的方式。有一次上课钟声响过之后，他竟然把我们全班学生带到学校的操场上，讲的却是算术课。

那天上午，他把一块小黑板绑在篮球架的横梁上，让我们在操场上列队站好，尔后他突然跑了……我们就那么列队站在操场上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有同学问：这不是算术课么？有的说：改体育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匆匆地从操场后边绕过来，推来了一辆破自行车，那是从老姑父那里借的。他把车子扎在我们面前，大声问：同学们，这是什么？

我们大声说：洋驴！（那时候，我们把自行车叫做“洋驴”。放学后，我们常常站在大路牙子上，齐声喊道：骑洋驴，戴手表，老子不干你吃屌！）

他说：这叫自行车，上海产的“永久牌”自行车。知道上海在哪里么？

我们大声说：不知道。

于是，他又在小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幅中国地图，在地图上标出了上海的位置……尔后又给我们讲起了上海，他说：上海是一个大城市……接下来，他从“上海”讲到上海产的“永久牌”自行车，这才开始讲自行车的构造和原理，讲大齿轮和小齿轮之间的关系……讲着讲着，钟声响了，别的班都下课了。全校的学生都哄一下围上来，看他一个人讲课。

看这么多的学生都围过来听他的课，杜眼镜一定是兴奋极了。他不但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解，竟然还亲自蹲下来，现场给我们做示范。在众人的观摩下，他一会儿蹲下，一会儿又站起，一边呼呼地搅动着那辆自行车的脚蹬子，让车轮飞快地旋转起来，一边在小黑板上写上大齿轮与小齿轮的转速比率……

老实说，这节课太新鲜了！同学们都很兴奋。这时，他说：谁愿意上来试试？于是，全班同学都举了手，一个个都跃跃欲试。他就一一点名，批准我们班的学生每人上去绞上一圈，蹲下来仔细观察小齿轮与大齿轮的转动，来计算大齿轮与小齿轮的速度之变化……那时候，自行车很少，我们看着这辆自行车，都眼馋着想上去骑一骑。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，他说：好，破个例吧。我给你们破个例。于是，他又一个个喊着我们的名字，由他扶着后架，让我们每人上前学骑一圈儿。那时，操场上一片笑声，学生们高喊着：歪了，歪了！驴歪了……还没等到课上完，左一歪，右一拐的，那辆自行车就摔坏了……这天下午，到了上自习课的时候，他又赶忙推到镇上去修，据说被老姑父逮着臭骂了一顿。

有一段时间，由于他课上得好，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。他几乎成了我们追随的榜样。我们光着脚学他“咔咔”地走路，学他扬头的姿势，头一扬，再一甩……可谁也学不像。下课后，我们甚至学他用粉笔头相互“射击”，可谁也射不出他那样的效果，因为我们没有“眼镜”。

上体育课他喜欢领着我们打篮球。在那个简易的球场上，杜老师的投篮动作十分优雅。他的三步上篮就像是表演杂技，他“噔、噔、噔”跑上三步，尔后飞身上栏，右手高高挑起，就像是雁飞一样，手腕子一翻，准确地把篮球扣在篮里，看得我们目瞪口呆！

后来，杜老师的头昂得越来越高了。他见了苗校长也不再点头了，就那么夹着课本昂昂地走过去，连苗校长都吃惊地望着他。冬天里，他又围上了他的红围巾。每每围巾的一头脱落下来时，那扬脖儿的一甩简直神气极了！有几天，他走路时嘴里总是哼唱着什么，脚下就像是装了弹簧似的，一弹一弹地走。有时候他还会像篮球场上三步上篮似的，突然来一跳跃或是滑步……可见他心里是多么高兴！

可是，杜眼镜又差一点犯错误，犯男女关系错误。在老师们的窃窃私语里，我们知道：在我们学校，有一个绰号叫“别针”的高年级女学生，偷偷地喜欢上了他。据说，这个号称“别针”的邻村姑娘，总喜欢在胸口上别一个大别针。那个“别针”明晃晃的，不但成了她的装饰品也成了她的雅号。有一段时间，她总在我们教室门前晃来晃去，下了课就追着杜眼镜提问题，说：杜老师，你等等……后来，她每天早早地从家里溜出来，偷偷地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放在杜老师讲台上的讲桌里。当讲桌的抽屉里放够六个鸡蛋的时候，杜眼镜才发现……于是他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鸡蛋的图画课，讲的是一个外国大画家画蛋的故事。他说，外国有一个名叫“达达奇”的人，他从画鸡蛋开始最后画成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画家……（在我的童年的记忆里，他说得的确是“达达奇”，我们记住了这个“达达奇”。可一直等很多年过去了，我才从一本书里看到，他说的那个人，其实不叫“达达奇”，而是达·芬奇。）我记得，那一堂课的后半节我们全班都画了鸡蛋，虽说是比葫芦画瓢，可我们却没有一个画得像鸡蛋。这就注定我们成不了画家。因为我们很少吃鸡蛋，那是“银行”。

渐渐地，我发现杜老师周围出现了一些目光，像黑蚂蚁一样的目光。有老师私下里提醒我们说：离他远一些，他戴着“帽子”呢。可还是有学生接近他，我们都喜欢他。

据说，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，那个绰号叫“别针”的女同学躲在年级教研室扭弯处一截矮墙后边，突然拦住他，问：杜老师，鸡蛋你吃了吗？杜老师怔怔地站在那里，说：鸡蛋？“别针”说：鸡蛋。他说：噢，噢。是这么回事。我还以为……这不好吧？她说：我家有三只母鸡，一只芦花，一只鏊子黑，一只生产鸡。有时两只下蛋，有时三只下蛋，早起，鸡蛋是我一个儿拾的，家里人不知道。我娘说鸡蛋补气血……他说：噢。噢。谢谢。他往前走了两步，却又站住了，说：你以后，不要这样。这样不好……可是，“别针”从墙后跑出来了，她一下子就抱住了他……杜老师一定是吓坏了，他闭着两眼，喃喃地一迭声地说：别，别别，我犯过错误，我犯过错误，我犯过错误。“别针”说：是我愿意的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杜老师说：别，别，别……“别针”说：你摸，你摸，你摸……杜眼镜又有些把持不住了，他浑身抖着；那“别针”也软得像一摊泥，吊在他的脖子上，两人都像筛糠一样抖着……据说，就快要出事时，还是苗校长的一声咳嗽挽救了他。苗校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大咳了一声，把“别针”给吓跑了。

这天夜里，苗校长把杜眼镜叫到了校长室，狠狠地熊了他一顿。杜眼镜吓哭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……再后，苗校长对人说，他早就发现了他们二人很不正常，一直盯着他们呢……是苗校长挽救了杜眼镜。要不，“别针”家是邻村一大姓，本族人口众多，若是他的家人知道了，会把他打飞的。

此后不久，苗校长又跟“别针”谈了话。从此，“别针”再不到学校里来了，她嫁人了……杜眼镜再见苗校长时，会默默地点点头，以示敬畏之意。

从此，老苗，我们的苗校长咳嗽声更响亮了。他终于找回了自尊。

在乡村，有些事情是突如其来的。

我们叫做“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”。这是藏在心底里的、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、说不清来由的精神恐慌。就像是远远的天边隐隐有了雷声，却仍然是风和日丽，阳光明媚。可是，风忽然就腥了，刮起来了。等人们愣过神儿的时候，已是大雨倾盆了。

记得，一九六六年的夏天，杜老师正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诵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……”他的声音就像是唱歌一样，好听极了！他张开双臂，两眼先是圆睁，尔后微微地一闭，做一波澜壮阔的姿态，仿佛已化身为黄河，奔腾而下……突然之间，没容他走出“黄河”，睁开眼来，镇上中学的一群学生嗷嗷叫着冲进来，兜头扣了他一桶糨糊！

一时，课堂上很静，只有杜老师仍然“波澜壮阔”地立在那里，他身上的糨糊自上而下从头到脚沥沥啦啦地流淌着，那糨糊是杂和面儿打的，带有一股子发了霉的豆腥气。他浑身上下全是糨糊，眼镜也被糨糊糊住了，白花花一片，成了一个“糨黄河”……那个为吟唱“黄河”而做出的一个“大”字仍然伸展着，糨糊淋淋沥沥在地上滴出了一个扁担长的“一”字，杜老师顿时成了一只刚从汤锅里捞出来的老母鸡！紧接着，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又猛地扣在了他的头上，那上边写着打了红叉的黑字：坏分子杜秋月！

杜老师哭了，扑扑哧哧的，像孩子一样。他哭得很伤心，完全丧失了一个老师应有的尊严……他哭着说：我看不见。同学们，我看不见……

杜老师戴上真正的“帽子”了。那纸糊的帽子把他的眼镜都扣住了。给杜老师戴高帽的是镇上中学将要毕业的高年级学生。镇中的学生之所以敢往老师头上泼糨糊，是因为他们一人戴着一个“红袖章”。

从镇上中学赶来的学生里，领头的是治保主任的儿子，大名吴小屯，外号叫屁墩（后有一段时间他曾改名为：吴红卫）。吴小屯把胳膊上戴的红袖章往上一捋，神气活现地站在讲台上，一只手按着杜老师的脖儿梗，另一只手挥动着，大声说：同学们，他被揪出来了，再不要听他放毒了！

我们仍然傻傻地看着，不知道这又是什么“梦”……

这时候，大队部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。那声音高亢、鲜艳，就像是从天外突然飞来了一只大鸟，会唱歌的鸟，听来让人兴奋，也让人激动和紧张。在我原有的印象里，屁墩就是屁墩，屁墩让我联想到红薯，与屁墩联系最密切的应是红薯，屁墩放的红薯屁比谁都多。但是，一旦他戴上了这个“红袖章”，他一下子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，几乎成了一个领袖！

一时间，老母鸡变鸭，屁墩成了“领袖”了。在雄浑高亢的音乐声中，屁墩又领人揪来了两个老地主，四个富农（四男二女，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），加上杜眼镜，共七个人。七个头戴高帽子的人，用绳子串在一起，战战兢兢地排队走在操场上。屁墩不时用脚踢着他们的屁股，喝道：一二一、一二一，走好……几乎所有人都在听从屁墩的号令。那其实是在听“红袖章”的号令。就因为他胳膊上戴着一个“红袖章”，他就可以用棍子一个个点着那些老人的头，说：你。你。还有你。站好了！

这时候，我们成了一群围观者。我们试图不看屁墩，我们曾经很蔑视他。可我们现在不能不看他了，他的胳膊上戴着一个“红袖章”。我们所有人都盯着屁墩胳膊上的“红袖章”。我们一个个都为“红袖章”着迷！它像是有无限的魔力，使每一个戴上它的人气冲牛斗！我们都渴望得到这个“红袖章”，只要能戴上这个“红袖章”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，哪怕是死！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很想去找一块红布，给自己缝一个“红袖章”戴上。可我不敢，那东西太神圣了！于是，我们自觉自愿地成了屁墩的追随者。我们高呼着口号，小跑着跟在屁墩的后面，我们追随的不是屁墩，而是“红袖章”。

……后来，我们也开始踢那些老头的屁股，踢老师的屁股，偷偷地。

我们虽然曾经狂热地追随过杜眼镜，可他被“打倒”了。一个被“打倒”的人不再受人尊敬。我们都在看他的笑话，我们觉得他可笑极了，一身的糨糊，那纸糊的高帽子把半个脸都罩住了。他可怜巴巴地被人拎着脖领子，一脚踢倒在地，跪在操场的中央，就像是个晕头鸡……真糠包呀！

紧接着，在屁墩的带领下，十几个镇上中学的学生架着老杜，让他表演性地做了一回“喷气式飞机”。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“喷气式飞机”，在屁墩的指挥下，由杜眼镜现场示范，让我们看到了“喷气式飞机”的造型。戴“红袖章”的学生把他的两只胳膊架起来，用力向后扬，腰弯着九十度，头往前冲，把头发揪起来，这就是“喷气式”……后来，全村人都赶来看“喷气式”了。

操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。于是，屁墩一次次神气活现地振臂高呼：打倒杜眼镜！

人们就一次次跟着呼：打倒杜眼镜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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